《皇帝的新装》三个续篇简析

《皇帝的新装》三个续篇简析


 


一、叶圣陶的《皇帝的新衣》(见《叶圣陶童话选》):


 


那个裸体的皇帝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行,自从被孩子点破之后,一路上受尽嘲笑。皇帝恼羞成怒,当场宣布了“谁说坏话,立刻逮来,杀”的法律,结果四五十人被就地正法。自此,皇帝不论上朝还是回宫,不再穿别的衣服。有一次,他的爱妃陪他喝酒,无意间讲了一句:“啊呀!把胸膛弄脏了!”另一次,一个大臣辞职后,自言自语:“再不用看不穿衣服的皇帝了。” 都因为触犯了皇帝的禁忌,被送到行刑官那里去了。从皇帝祭天、大阅兵到巡行京城,被杀的群众竟有一千多人!一个善心的老年大臣为了给皇帝遮丑,建议他换一件新衣,但皇帝回答说,他穿的是一套神气的衣服,永远不会旧;人们请求皇帝给予“言论自由、嬉笑自由”,皇帝一概拒绝。以后,大家对皇帝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是皇帝仍然疑心。他命令士兵:凡是有笑声的家里,都要把人抓出来杀掉。结果终于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打击一齐拥到皇帝跟前,撕他的肉,并大声喊:“撕掉你空虚的衣裳!”最后,连士兵也站在人民一边。皇帝终于瘫在地上。


 


童话,主要靠想像、幻想、夸张等手法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而这种想像、幻想、夸张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实质,否则便是“胡思乱想”的想像,“异想天开”的幻想,“名实两乖”的夸张,所谓艺术已经不名一文了。


安徒生的“皇帝”虚伪、奸诈、愚蠢,叶圣陶的“皇帝”与它同冶一炉。安徒生的“皇帝”看布料前,派大员前往,认为这样才妥当,这是“奸诈”,看布料时,他什么也没看见,却“哎呀,真是美极了!”煞有介事地给予赞叹,这是“虚伪”,同时是“愚蠢”,而当所有人都说他没有穿衣服时,他居然决定把游行大典举行完毕,而且,摆出一副更加骄傲的神气带领内臣们继续游行。安徒生通过想像、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丑恶的“皇帝”形象。


叶圣陶的“皇帝”是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合理合情的发展,他既然敢于裸体游行,而且游行时能够摆出更加骄傲的神气,那么,他上朝回宫就完全可以“坦然”地不再穿别的衣服。既然他已感觉到老百姓的话是真的,却照样不予采纳,我行我素,那么,真话当然成了“坏话”,当然就要“抓说这种坏话的人”,连爱妃大臣无意间讲了“坏话”也不能幸免。“皇帝”从其虚伪、奸诈、愚蠢的本来性格恶性发展,必然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必然被人民唾弃,被历史抛弃。


童话作品与一切文学作品一样,人物性格的发展决不能违背其性格逻辑,想像、夸张必须遵循人物的性格逻辑,形象才能真实可信。


 


二、鲁兵的《一篇没有完成的童话》(见《少年文艺》1980年第五期):


 


一次睡梦中,“我”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是安徒生从丹麦发来的,上面是作家新写的《皇帝的新装》的末尾一节——游行结束了,皇帝气得差点发了疯。他下令缉捕两个骗子,在一个绝密的地方审讯。皇帝说:“你们两个人说谎又骗人,犯了诈骗罪,你们服罪么?”骗子说:“皇上说得完全正确!……不过,没有相信谎话的皇上,也就没有骗人的我们。”又说:“坏就坏在说皇上实在没有穿什么衣服的人,皇上正该把他们抓来治罪才是。”于是皇上下令追查,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说了,不好办,又下令抓第一个说这话的人。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受审判了。小孩完全承认,可是怎么判罪呀?皇帝翻遍了各种法典,找不出一个恰当的罪名来。他一恼,冲口而出:“那么多人都说假话,谁叫你说真话来?你犯的就是这个说真话罪……”


 


叶圣陶的续篇作于1930年,五十年后,鲁兵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揭露那个“皇帝”。游行时的骄傲神气,是“皇帝”为了掩盖愚蠢而更突出地表现了愚蠢,而他的内心深处,却是恐惧的,所以听到老百姓的话,“皇帝”才有点儿发抖。


鲁兵的“皇帝”,性格与安徒生、叶圣陶的“皇帝”本质是相同的。他“虚伪”,所以审讯骗子是在一个绝密的地方。他“奸诈”,所以在翻遍各种法典找不到恰当的罪名时,他竟说:“你犯的就是这个说真话罪”,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愚蠢”,骗子们强词夺理,他竟信以为真,不抓真正的“罪犯”——骗子,却去抓老百姓,抓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


鲁兵笔下的“骗子”,虽只写了他们的两句话,但言为心声,语言表现性格,这完全是安徒生笔下“骗子”的口吻、性格。


 


三、姜尼·罗大里的《皇帝的六弦琴》(见《外国文艺》1979年第三期):


 


那个赤身裸体的皇帝还有一个关于六弦琴的故事。全国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弹,惟独皇帝不会。他虽请了教授来教,也总学不到手。他气得要砍掉老师们的脑袋,还下令全国禁止弹六弦琴,谁不遵命就砍手指。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对皇帝说可以保教保会,而且演奏出动人的乐曲时不用弦,皇帝起初不信,但当没有弦的琴在他手中真奏出了动人的乐曲时,便欣喜若狂。皇帝自以为学会了弹奏,立即向全国宣布可以弹六弦琴了,而且决定举行全国音乐比赛。原来皇帝的琴有个秘密:那两个年轻人不但是优秀的细木工匠,而且是出色的电器技师。他们做了火柴盒大小的收音机装在六弦琴里面。皇帝一拿起六弦琴,收音机就开始响,用电子琴演奏出音乐。


 


意大利儿童文学家罗大尼的续篇严格讲已经不是续篇,因为情节已失去联系,但罗大里笔下的“皇帝”的性格与安徒生笔下的“皇帝”性格一脉相承,从性格的一致性上说,我们仍把它看作续篇。


罗大里笔下的“皇帝”的最大特点是“愚蠢”,全国人都会弹,惟独他不会,教授来教,也学不到手,简直愚不可及。两个年轻小伙子愚弄他,他居然欣喜若狂,殊不知,那动人的乐曲原来是电子琴演奏的,这对“愚蠢”的“皇帝”真是莫大的讽刺。


罗大里的“续篇”社会意义不如安徒生原作来得深刻。


综观三个续篇,虽然出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作家之手,但都紧密联系安徒生原作,都紧扣了安徒生笔下“皇帝”那虚伪、奸诈、愚蠢的丑恶的性格特征,使用了夸张、想像、幻想等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皇帝”的丑恶面目。


 


三个续篇的出现,一方面证明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丰富了“皇帝”的形象,帮助读者更深刻全面地去理解安徒生原作,在艺术上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


(发表于19944

由虚入实 层层剥笋

由虚入实   层层剥笋


——《泼留希金》与《最好的顾客》比较


 


先请看《泼留希金》片段:“在一间屋子前面,乞乞科夫立刻发见了一个人样子,正在和车夫吵嘴。许多工夫,他还决不定这人是男是女来。看看穿着的衣服,简直不能了然,也很像一件女人的家常衫子;头上戴一顶帽子,却正如村妇所常戴的。‘确是一个女人’……‘自然是一个女人!’……从挂在她带上的一串钥匙和过分的给与农家人的痛骂,乞乞科夫便断定了她该是一个女管家。”


“但这回他觉得,将这人看作女管家,倒还是看作男管家合适:因为一个女管家,至少是大抵不刮胡子的,然而这汉子刮胡子。”


“‘您是瞎的吗,先生?怎的?’男管家说,‘先生!我就是这家的主人!’”


我们已注意到,泼留希金最初出现时,“确是一个女人”,而乞乞科夫在就近观察之后,确认泼留希金是男主人,从女人到女管家,从女管家到男管家,从男管家到男主人,这是个具有喜剧意味的过程,这中间作者是用了技巧的。


再请看《最好的顾客》片段:“厄泰尔普太太正忙着结帐,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像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他眼里闪烁着傲慢不逊的光,双颧现赤。这人无疑是个疯子,是个怪人,是个拜物教徒。厄泰尔普太太模糊地感到可怕……”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有表现出杀人的行为。许久以来,厄泰尔普太太……的内心深处,仍坚信这个悲剧在人们不太想的时候会爆发出来。”


“厄泰尔普太太激动得喉咙哽咽,注视着这个男人,一个曾被她怀疑为罪犯的人,却原来是个多愁善感的家庭诗人。”


我们同样会注意到,巴罗丹老人的心境、性格也是到最后才水落石出的。顾客——疯子、怪人——“杀人犯”——家庭诗人(孤独的老人),这过程同样体现了作者构思的巧妙和布局的高超。


如果揭示《破留希金》与《最好的顾客》这种由虚入实、层层剥笋方法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仍然是常说常用的渲染抑扬之法,但我们应强调的是,由于两篇作品自然巧妙地使用了这一手法,从而产生了惊人的艺术效果。


在对泼留希金的观察中,从女人到主人,读者是惊愕的,而把他当女人,是由于他穿着一件女人的家常衫子,帽子也为村妇所常戴的那种,把他当女管家,是由于他带上那一串钥匙和凶狠地骂农夫。一个主人,却状如管家,甚至与村妇毫无二致,泼留希金这个吝啬鬼的形象给予人的印象便不可磨灭了。在弄明白特殊的顾客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之前,我们渴望了解他、急于要揭开谜底,而一旦得知他是为自己制造虚假的安慰时,读者的心震颤了。我们不会去讥笑他的荒唐,而禁不住要为他洒一掬同情的眼泪了。


马烽的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塑造了老田的形象。老田平日给人迟钝、疲沓的印象(这种疲沓是过去防洪中七天七夜泡在水中所致),而紧急关头,他奋然用身体堵住决口,使人民利益免遭损害,英雄行为使人物形象光彩夺目。他的外表特征与内在本质存有“尖锐矛盾”,而矛盾一旦解开,人物形象便光华四射了。这也是由虚入实、抑扬顿挫方法的成功。茹志娟《百合花》中新媳妇、小通讯员形象的刻画,也可以说是使用了由虚而实、抑扬跌宕之法。


                                                     (发表于19944

为何“退潮”不着笔墨

为何“退潮”不着笔墨


 


鲁彦的名篇《听潮》,教师爱教,学生喜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散文精品。但一般人最青睐最激赏的,是《听潮》有关“海潮初起”、“涨潮到达高潮”这两个片断,这当然是符合作者原意和文章的实际情形的,不过,在抓住重心的同时,提出为何“退潮”不着笔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原因,从中学习写作方法,对学生、读者也是会大有裨益的。


我们认为作者于“退潮”处不着笔墨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从文章题目看,“听潮”是要靠“听”潮声来完成的,而题目的关键就在这个“听”字。所以“声音愈响愈大起来”、“音响就越大了”、“千军万马混战”、“响雷般地怒吼”等便自然成为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对象,而“退潮”,不过是海潮的偃旗息鼓,不过是一种“平静”,作者只能惜墨如金,只用“退潮的时候”这极其简单的一句话,交代一下便收住了。文章的繁、简处理,也是不能忘记题目,而要扣住题目,根据题目的要求、限制去安排的。


其二,从文章前后照应看,作者前面已经写过“落潮”,如果此处的“退潮”再洋洋洒洒,内容上便与“落潮”重复,还有什么必要呢?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文章的结构,会发现《听潮》是按“落——起——涨——退(亦即落)”来布局的,前后关照,完整圆合,“退潮”当然无需花笔墨。


其三,从文章的主旨看,本文是节选,主旨是歌颂海的雄浑、海的力量、海的阳刚之美。这个主旨的最好体现、最佳表现角度,便是“涨潮到达高潮”和“海潮初起”两个片断,至于“平静”的“退潮”,至多是要完成对比衬托“任务”,而这个任务已经由“落潮”完成了。从表现题旨来看,“退潮”也不必多用笔墨。


综上所述,虽然“退潮”是文章的次要一环,但深入钻研它,也会有多方面的启发,而且,从本文看,在分析“海潮初起”“涨潮到达高潮”两个片断之后,再事“退潮”分析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之事。


对文章的次要之处加以剖析,从另一个侧面学习作者的经验、方法,同样会有重要收获,同样能提高读者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


                                                    (合作,发表于《安徽教育》


 

因夸以成状 沿饰而得奇

因夸以成状   沿饰而得奇


——五篇夸张名作比较


 


《连升三级》《皇帝的新装》《竞选州长》《变色龙》和《装在套子里的人》五篇名作,把“夸张”用到全文的构思和谋篇布局上,“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获得巨大成功。比较研究,会发现它们有以下共同之处,颇能给我们启发。


(一)符合生活本质


刘勰论夸饰说,“夸过其实,则名实两乖”,夸张决不可违背生活之“理”,一定要符合生活的本质真实。别里科夫“能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由于狗的主人身份的“变化”,奥楚蔑洛夫的“仲裁”结论也随之变化,这些都符合沙俄专制时期的社会本质。这从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之死》的将军身上可以得到形象的证明。《皇帝的新装》中,那位天真的小孩直言实情,后来所有老百姓都如是说,皇帝在感知老百姓的话是实言时,却更加骄傲,继续游行,内臣们则“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统治者的丑恶、昏庸、虚伪、愚蠢的本质暴露无遗。同样,《竞选州长》揭露的竞选制度的虚伪,《连升三级》概括的天启、崇祯两代君臣的昏庸,无不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本质。


(二)刻画可信细节


别里科夫是缩进硬壳的蜗牛,是张网捕杀生机的蜘蛛,更是秋后虚弱无力的蚱蜢。“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嘴唇发抖”,“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分明“病”了。这些细致摹画,让我们看出别里科夫的空虚,那么,他在哈哈哈的嘲笑声中从楼上摔下,并由此最终结束生命就是一种必然了。内臣们还有皇上看布料时,矛盾心理的描写细致逼真。奥楚蔑洛夫变来变去,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离开广场那裹紧大衣的动作,无不充分表现了他“变色龙”的性格,以及他那巴结达官、欺压百姓的丑恶内心。《竞选州长》中“我”的种种际遇、种种感受,委婉细腻真实可信。张好古的一系列“巧遇”,出乎预料,所以可笑,但又合乎情理,因此可信,为了使“巧遇”可信,作者有时用铺垫,有时干脆直接作解释,说明一些原因。正是通过作者细针密线的缝缀,原本“虚假”的夸张才变得如此真实,读者才心甘情愿地“信以为真”。


(三)构筑合适背景


畸形的社会,才有荒诞的故事。别里科夫、奥楚蔑洛夫,一为教师,一为警官,都是普通人,但别里科夫唠叨的是“千万别闹出乱子来”,奥楚蔑洛夫则恶狠狠地要“收拾”别人,他们身份不同本质无异。只要有沙俄专制的土壤,必然出现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鹰犬。魏忠贤的时代,黑暗、残暴、腐朽,这样的气候,最适合魏好古这类人物出头露面。“许多年前有一位皇帝”,虽是不甚明晰的背景,但皇帝时代的黑暗想而可知,在至高无上金口玉言的皇帝面前,哪个臣子胆敢违忤圣意?《竞选州长》的故事,只该发生在一方面标榜民主另一方面大搞讹诈的那个时代的所谓自由竞选中。如果改变以上故事的背景,铲除产生它们的土壤,这些故事甚至根本不可能存在。


(四)目的在于讽刺


五篇作品或为小说,或为童话,或为相声,但它们的夸张手法是相同的,夸张的目的也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讽刺。《皇帝的新装》直接把皇帝及其臣僚作为讽刺对象,《连升三级》既讽刺了魏好古,更讽刺了魏忠贤及天启、崇祯两代皇帝,《竞选州长》讽刺的是所谓“民主”“自由”的竞选制度(或者说竞选制的弊端),《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乍一看是讽刺奥楚蔑洛夫和别里科夫的,其实讽刺的矛头直指沙俄政府的专制主义。由于作家们借助了夸张的艺术手法,讽刺显得尖锐无比、犀利无前,收到了激动人心的效果。正如刘勰所言,“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


                                               (发表于《学语文》)


 

环境描写与深化主题

环境描写与深化主题


——《卖火柴的小女孩》《祝福》比较


 


环境描写包括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两类。他们在主题揭示方式上,是有明显区别的。自然环境一般只能通过象征、暗喻方式揭示主题,这可以从《荷花淀》《虎吼雷鸣马萧萧》《党员登记表》等课文中找出典型实例。而社会环境却能够而且应该直接揭示主题、深化主题,别里科夫的生活环境,林教头和杨志所处的社会氛围,泼留希金的活动场所,甚至鲁四老爷书房的“寿”字和案头的《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四书衬》等,无不直接为塑造人物、深化主题服务。下面,我们仅就作者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祝福》中两位悲剧主人翁所安排的浓墨重彩的社会环境描写作些比较。


一、特定的时日。


《卖火柴的小女孩》开篇便明确写道:“这是这年最后的一夜——新年的前夕。”收束又这样记述:“他已经死了——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祝福》除了题目已赫然揭示外,落笔便描写将到新年的气象,不久,祥林嫂则不早不迟,偏偏要在鲁镇人们“祝福”的时候“老了”。


新年,是赐予人们新的希望的时候,新年的环境,往往是热闹、祥和、甜美,但恰恰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环境中,两位主人翁以悲剧结束其生命,这巨大的反差与作品的主题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二、贫富的鲜明对比。


《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在寒冷黑暗里光头赤脚在街上行走,而她嗅到的是“烤鹅肉的香味”,看到的是雪白的台布,精致的碗盘,梅子、苹果……《祝福》中,祥林嫂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鲁镇的人们则正杀鸡、宰鹅、卖猪肉,送灶的爆竹时时在晚云中间发出闪光,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富人的幸福,建筑在穷人的辛酸和血泪之上,这里的贫穷与富贵互为因果,鲜明的贫富对比揭示了小女孩、祥林嫂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


三、对别的世界的憧憬。


小女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面”,看到她那美丽高大的祖母,并与她的祖母在光明愉快中越飞越高,飞到没有寒冷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上帝所在的地方。祥林嫂在她即将辞世的片刻,询问有无魂灵,追究有无地狱,关心地狱中一家人能否见面,她曾恐惧有关地狱的事,但当她对人世彻底绝望后,与其说她害怕地狱,倒不如说她“希望”有另一个世界。


人世间的磨难使人无法继续承受,小女孩、祥林嫂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别的世界——天堂或地狱,这是对现实世界无比深刻的鞭挞:这是个黑暗、丑恶、罪恶的社会。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两位大师,用他们尖锐、犀利的笔,通过社会环境的着力描摹,使作品的主题大大深化、升华了。


                                                 (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


 


 


 

钱塘君与孙悟空形象渊源简说

钱塘君与孙悟空形象渊源简说


 


胡适先生曾说孙悟空的原型由印度进口,鲁迅先生则指出孙悟空形象源于唐人传奇《古岳渎经》,而笔者以为《柳毅传》的钱塘君与《西游记》的孙悟空有一种更深刻的渊源关系。


唐人李朝威的传奇小说《柳毅传》,塑造了钱塘君等形象,若将孙悟空形象与钱塘君形象作一比较,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一目了然,特列表于后:


 



























 


形象


 


 


住所


 


经历


 


 


性格


 


前期


后期


结局


 


钱塘


 


 


水府


 


 


与天帝对抗


(縻系洞庭)


 


 


食无情郎


 


 


天地宽宥


 


 


自然性


人性


神性


 


孙悟空


 


 


神山


 


大闹天宫


(囚五行山)


 


斩妖灭怪


 


成了正果


 


猴性


人性


神性


 


好的“神话创作”,首先要让读者承认、接受,感觉它“真实可信”。李朝威深谙此理,故此他塑造的钱塘君,磅礴如钱塘怒潮,而又不乏人情人性,同时又是一条活灵活现的“龙”,具备神性。洞庭君的性格则如深厚宽广的洞庭湖,同时也具有人性、神性。作者的成功之处,是浪漫主义与现实手段结合,自然性、人性、神性“三位一体”,既真实,又动人,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


李朝威的成功经验,《西游记》作者一脉相承。孙悟空身上有明显的“猴” 性(对应于钱塘君的“自然” 性),也有突出的人性、神性。不惟悟空,八戒形象也是“猪” 性、人性、神性的统一体。


文学国际影响的存在,《古岳渎经》“猿猴”的出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但是,《柳毅传》的卓越成就,成功方法,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生动逼真的钱塘君形象的刻画,是我们讨论孙悟空原型之类问题时决不能忽视的。


                                   (发表于《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1


 


 


 


 

聆听汪曾祺谈文学

聆听汪曾祺谈文学


 


京华金秋,天清气爽,北京人介绍说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对于初来首都的我,自然欣喜不禁。而尤令我欣喜的,是得以聆听仰慕既久的汪曾祺先生谈文学。


先生,略矮,微驼,眼睛似睁非睁但确实睁着,而且目光中满含深邃,满含对世俗的某种嘲弄,这种深邃和嘲弄与他嘴角的浅笑结合起来看,就显得更其明晰。一见面,你便觉得他是十分淡泊而深刻的人。


“我今年73岁,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气短。”他开口便如是说;可真正谈起来,他妙语迭出滔滔不绝。谈起他的小说《职业》中的吆喝,他便吆喝起来,抑扬顿挫,浑厚好听,而涉及京剧,他也哼唱得有板有眼,根本不像73岁的老人。


他说无主题的小说是不存在的。他分析《虐猫》,指出,结束“……他们把猫放了”是要表明人性可以回归,这就是主题。他对有人说他的小说“无主题”不同意,认为小说的主题最重要,当然主题可以多层面理解,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主题可能不会太深刻,作品的味道也许要淡些。


汪曾祺先生特别重视作品的语言。他从四个方面谈文学语言。内容:语言不仅是形式,它主要是内容;文化:作品语言反映作者的文化层次,作者应知识化;暗示:语言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意思,传递的信息应远远超出字面,仿佛绘画的“留白”;流动:语言不能死板,要活,每个平常的句子组合以后产生一种韵味,一种内在的运动感。汪老不是理论家,没有玄乎、新潮、新造名词,神秘莫测,他剖析作品,介绍经验,扎扎实实,娓娓动听,虽无章法,却是更高层次的章法。这与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一致的。这也体现了汪老先生作品那种独特个性和无限魅力。


问到对《废都》的看法,他说我时间紧,不看长篇。这不是回避,事实是他历来主张“短”,他的作品也越来越短,二千字,一千字,尺幅千里,极具概括提炼功力。先生说,短很难,不易写,构思是苦涩的。他讲了一个笑话,他坐沙发上苦苦构想,小孩看出将有新作,便大声说,“爸有蛋要下了”,老伴赶快挪凳腾桌,一边笑说,“快,让出窝给你爸下蛋”。老人说,作品产生后,还是快乐的。他呵呵笑了起来。


作为初学写作的人,作为《合肥晚报》的作者,分别时,我请先生题字留念,略作踌躇,他写下“肥水文光”四字,这是对晚报的赞誉,也是对晚报作者的一种勉励吧。


汪曾祺先生,若再出差北京,我一定去拜望您,再次聆听您谈文学。


                                              (发表于 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