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牛汉

真实的牛汉


 


牛汉,因诗成名,其诗在华夏的星空大放异彩;又因诗罹祸,其祸名——“胡风分子”——在特定年代足以将一个生命砸碎。


当站在牛汉面前,仰视这位接近190的老人时,我突然想到了他的《华南虎》,那活泼威武顽强的华南虎,于是浮现在我的面前,虎虎有生气。啊,这华南虎不正是作者精神风貌的写照么?诗人垂老,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谈锋尤健。


“写诗就是打喷嚏。鼻塞人就难受,难受就要打喷嚏。我的诗就是我的喷嚏。”诗人这个形象比喻,既符合中国的“兴观群怨”之论,又符合西方的“发泄”之说,更符合诗人一贯的“诗应讲真话的”的主张。诗人给我的赠言也是“诗与真不可分割”这么一句。


谈到诗创作,牛汉使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含羞草在一般人眼里,是羞羞答答的,是谦恭的,也是柔弱的,但是,农民知道,即使水牛也不敢躺在含羞草上面。因为含羞草会不停地蠕动,凭着韧性和合力,水牛会被“拱”起、吓跑。如果提炼,意象是新的,旨趣也是深的。“墙上草,随风倒”,形象几乎定格定型,但是,风霜雨雪的侵袭,足下并不肥沃的土壤……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墙上草是独特的,在诗的领域是有发掘价值的。或许因为牛汉是诗人,习惯于形象思维,用形象说话,所以他举出两个例子之后即打住话头,给我们留下回味的余地。


北大谢冕说,中国文学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牛汉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本身的发展就存在困难,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学又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综合作用,我们不能太天真,不能盲目乐观,文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牛汉不为文学的“虚假繁荣”唱赞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见解”和“真话”!


中国的文人一向重气节,屈原、司马迁、文天祥……虽命运坎坷,但无不浩气长存,而他们的一个大特点,就是“活得真实”,我们在牛汉老人身上也感受到了这种气节!


真实的牛汉,真实的诗人,愿你的“喷嚏”越来越多,越来越清脆、响亮。


                                             (发表于19956.)

聆听汪曾祺谈文学

聆听汪曾祺谈文学


 


京华金秋,天清气爽,北京人介绍说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对于初来首都的我,自然欣喜不禁。而尤令我欣喜的,是得以聆听仰慕既久的汪曾祺先生谈文学。


先生,略矮,微驼,眼睛似睁非睁但确实睁着,而且目光中满含深邃,满含对世俗的某种嘲弄,这种深邃和嘲弄与他嘴角的浅笑结合起来看,就显得更其明晰。一见面,你便觉得他是十分淡泊而深刻的人。


“我今年73岁,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气短。”他开口便如是说;可真正谈起来,他妙语迭出滔滔不绝。谈起他的小说《职业》中的吆喝,他便吆喝起来,抑扬顿挫,浑厚好听,而涉及京剧,他也哼唱得有板有眼,根本不像73岁的老人。


他说无主题的小说是不存在的。他分析《虐猫》,指出,结束“……他们把猫放了”是要表明人性可以回归,这就是主题。他对有人说他的小说“无主题”不同意,认为小说的主题最重要,当然主题可以多层面理解,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主题可能不会太深刻,作品的味道也许要淡些。


汪曾祺先生特别重视作品的语言。他从四个方面谈文学语言。内容:语言不仅是形式,它主要是内容;文化:作品语言反映作者的文化层次,作者应知识化;暗示:语言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意思,传递的信息应远远超出字面,仿佛绘画的“留白”;流动:语言不能死板,要活,每个平常的句子组合以后产生一种韵味,一种内在的运动感。汪老不是理论家,没有玄乎、新潮、新造名词,神秘莫测,他剖析作品,介绍经验,扎扎实实,娓娓动听,虽无章法,却是更高层次的章法。这与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一致的。这也体现了汪老先生作品那种独特个性和无限魅力。


问到对《废都》的看法,他说我时间紧,不看长篇。这不是回避,事实是他历来主张“短”,他的作品也越来越短,二千字,一千字,尺幅千里,极具概括提炼功力。先生说,短很难,不易写,构思是苦涩的。他讲了一个笑话,他坐沙发上苦苦构想,小孩看出将有新作,便大声说,“爸有蛋要下了”,老伴赶快挪凳腾桌,一边笑说,“快,让出窝给你爸下蛋”。老人说,作品产生后,还是快乐的。他呵呵笑了起来。


作为初学写作的人,作为《合肥晚报》的作者,分别时,我请先生题字留念,略作踌躇,他写下“肥水文光”四字,这是对晚报的赞誉,也是对晚报作者的一种勉励吧。


汪曾祺先生,若再出差北京,我一定去拜望您,再次聆听您谈文学。


                                              (发表于 199312.)


 


 

具有创新思维的大儒——荀子

具有创新思维的大儒——荀子


 


论及中国的儒者,人们熟悉孔子、孟子,了解颜回、子路,甚至对董仲舒、朱熹也不陌生;而对荀子,极可能仅仅知道他是《劝学》的作者。这不是悚人听闻,这可是我与一些本科学生闲聊所获的确切信息。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又称荀卿、孙卿,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被称为“学者之文”的《荀子》,内容广博精深,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有鲜活见解,即使于当代读者也颇多启发。


儒家主张“入世”,荀子与孔子、孟子一样,参政议政积极性之高,非常人所能比。即如荀子,曾精心钻研升官、保官、飞黄腾达的学问,讲究“持安处位终身不败之术”,一心要成为“帝王之师”。连在教学过程中,“匹夫问学不及士(仕),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儒效》)学生的问题不属于为官、国政范畴的,荀子就不屑予以回答。他的学生如韩非、李斯、浮丘伯等也确实成了大政治家。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孔、孟、荀这三位儒学泰斗本人的政治生涯却都非常短暂、暗淡,无大作为。荀子在齐国三为稷下祭酒(学宫首领),到楚国当了一段兰陵令,后游说秦、赵,都无人用他。


与仕途多舛不同,荀子晚年转向研究、著述,“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留下了大放异彩的《荀子》。


朴素的唯物主义。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天论》)这些话揭示了客观真理,在两千多年前,能对天体运行规律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其科学价值不亚于其后一千七百余年才出现的“日心说”;更为可贵的是,“制之”“用之”“使之”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运用规律。


真实的民本思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中的这一段,价值远远超过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百姓不是因为君王才存在,恰恰相反,君王的存在是为了百姓。“以为民也”真有点“干部是公仆”的意思,真有点干部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味道。荀子生活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的时代,要有多大的勇气才敢说出这“离经叛道”的话?


勇敢的批判精神。荀子道德修养极高,又满腹经纶,所以他有批判别人的实力。《非十二子》把他以前的知识界头面人物(孔子除外)痛骂一通。它嚣、魏牟不知礼义,田仲、史违性矫情,墨翟、宋崇拜功力,慎到、田骈空洞无物,惠施、邓析奇谈怪论,孟子、子思假托孔子之言,愚蒙后代儒生,罪过不小。他又把儒分为散儒、贱儒、俗儒、小儒、雅儒和大儒等层次,而自命为大儒,对大多数的儒生他是看不起的。甚至他对当君臣也能一针见血地批判:“人主则外(疏远)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不合(离心离德)之故也。”难能可贵的是,无论说理,还是辩驳,荀子都能得心应手,犀利有力,加上他善于使用比喻、对偶、排比,文章极具说服力。


珍贵的教育思想。仅《劝学》一篇中,“玉在山而草木润”,“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论学习目的,侧重于“德育”;“学莫便乎近其人”,“莫速乎好其人”,讲请教良师的益处;“学不可以已”揭示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指明学习可以提高人的素质;“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指出学习环境的重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说的是长期积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重视专心致志。


《荀子》中还有很多值得提出的东西,比如首倡“任人唯贤”,坚持崇儒而不泥儒,不搞愚忠愚孝,反对“主道利周”(首倡政治透明、公开)等,无不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无不闪耀着创新的光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关注荀子(《荀子》)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