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汪曾祺谈文学

聆听汪曾祺谈文学


 


京华金秋,天清气爽,北京人介绍说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对于初来首都的我,自然欣喜不禁。而尤令我欣喜的,是得以聆听仰慕既久的汪曾祺先生谈文学。


先生,略矮,微驼,眼睛似睁非睁但确实睁着,而且目光中满含深邃,满含对世俗的某种嘲弄,这种深邃和嘲弄与他嘴角的浅笑结合起来看,就显得更其明晰。一见面,你便觉得他是十分淡泊而深刻的人。


“我今年73岁,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气短。”他开口便如是说;可真正谈起来,他妙语迭出滔滔不绝。谈起他的小说《职业》中的吆喝,他便吆喝起来,抑扬顿挫,浑厚好听,而涉及京剧,他也哼唱得有板有眼,根本不像73岁的老人。


他说无主题的小说是不存在的。他分析《虐猫》,指出,结束“……他们把猫放了”是要表明人性可以回归,这就是主题。他对有人说他的小说“无主题”不同意,认为小说的主题最重要,当然主题可以多层面理解,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主题可能不会太深刻,作品的味道也许要淡些。


汪曾祺先生特别重视作品的语言。他从四个方面谈文学语言。内容:语言不仅是形式,它主要是内容;文化:作品语言反映作者的文化层次,作者应知识化;暗示:语言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意思,传递的信息应远远超出字面,仿佛绘画的“留白”;流动:语言不能死板,要活,每个平常的句子组合以后产生一种韵味,一种内在的运动感。汪老不是理论家,没有玄乎、新潮、新造名词,神秘莫测,他剖析作品,介绍经验,扎扎实实,娓娓动听,虽无章法,却是更高层次的章法。这与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一致的。这也体现了汪老先生作品那种独特个性和无限魅力。


问到对《废都》的看法,他说我时间紧,不看长篇。这不是回避,事实是他历来主张“短”,他的作品也越来越短,二千字,一千字,尺幅千里,极具概括提炼功力。先生说,短很难,不易写,构思是苦涩的。他讲了一个笑话,他坐沙发上苦苦构想,小孩看出将有新作,便大声说,“爸有蛋要下了”,老伴赶快挪凳腾桌,一边笑说,“快,让出窝给你爸下蛋”。老人说,作品产生后,还是快乐的。他呵呵笑了起来。


作为初学写作的人,作为《合肥晚报》的作者,分别时,我请先生题字留念,略作踌躇,他写下“肥水文光”四字,这是对晚报的赞誉,也是对晚报作者的一种勉励吧。


汪曾祺先生,若再出差北京,我一定去拜望您,再次聆听您谈文学。


                                              (发表于 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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